现代散文、现代人格与古典文化

当21世纪的我们面对“入世”这柄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带来契机和负面影响的双刃剑，沉思于“后现代”、“新殖民”、“大众”、“贴子”、“人文精神”等当下名词的逻辑思考的时候，必定要重新审视上个世纪初以“立人”、“启蒙”为核心的文学革命以及随后百年的创作实践。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许多学者张扬了“五四”的手段（向西还是向东、继承还是拿来）的是非对错，而忘记了一个本质：现代人格和古典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学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我们继承了哪些？我们骨子里到底还有哪些古代文化艺术精神？这些精神有多少被包含在我们现代化了的人的性格之中？
从近百年来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可以找到现代人的“古典踪迹”，正如我们从古典文学中找回古典的自己一样。通过重读朱自清（人称最“古典”，但又把现代散文推向极致的新文学家）的散文（保留最多原初诗性的文体）《荷塘月色》，来辨析继承的“成份”。这种重读是一种内在的文化需求。有意思的是百年中国文学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历朝历代已验证多遍的命题：与新的散文的复兴紧密联系的是人格重建。20年代和80—90年代散文的兴盛和国人探讨人格的重塑有着或明或暗的缕缕联系。
“人们对之阅读的深层动机中，都潜伏着自我理解的要求。”①这种阅读理解的基础是在古代精神影响下的人格，其指向是理想的或未来的生活。所以，“人的每一次阅读都是对本文这一总谱的又一次演奏，而每一次演奏都将历史与今天，历史与读者融会在一个瞬间，每一次演奏，都奏出此一读者所理解的必然拥有的新的、当下时代的韵味和意义。”②

以文化学的眼光分析文本
一、静赏自然与中和处世
《荷塘月色》是一篇典型的抒情散文，其线索是心情的变化：不宁静和宁静的相互转化，相互矛盾与和谐统一。这种矛盾对立的文学思路来源于中国人深深的文化因袭浸润。中国人的智慧是一种致力于寻求事件稳定的智慧。中国的重要文化之源《易经》里就指出事物的相对静止状态是平衡适中的，因而也是稳定长久的。矛盾的推移变化，引起宇宙万物的变动，而变化的结果，总是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稳定与和谐，即由不静至静。
作品开篇便写“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不宁静”意味着心理的杂乱、矛盾与不平衡。“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于是以一种柔顺而又积极的姿态夜游荷塘，目的是在生活外围寻找自然的“宁静”， 发现了另一个奇异的世界，把平日“宁静”时漠不关心的“荷塘”暂时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晚上的小路，作家感到“幽僻”，“寂寞”“阴森森”，因为这时他的心灵还未融入自然，还处于人事的烦恼之中。渐渐地，“这一片天地好象是我的；我也象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两个“象”字，把作者主动参与自然，而又很快被自然同化的复杂崎岖心境刻划出来。随之，“我且享受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且”表明了融入自然的暂时心态，作家期望的是被自然陶冶，忘掉不平，而又朦胧感受到“忘掉”的不可能，那么就“独”享这“田田的叶子”、“脉脉的流水”、“静静地泻”的月光、“淡淡的云”吧！
在就要融入自然的时候，却听到了“最热闹”的蝉声和蛙声，这些声音把作家从理想拉回现实，“我什么也没有”，产生了“虚无”的感受，这“虚无”不是出游目的，于是作家又要寻找新的平衡，想起了江南的采莲。梁元帝的采莲是热闹的，是“我”的理想，象征着在社会中奋争的目标的实现。过去却只能是过去，理想的不能实现，使我深深的怅惘便又忆起了另一种采莲的镜头：《西洲曲》里的采莲，这是静静的采莲，也是我的理想，是“静”赏的理想。
所以，听到蝉声和蛙声是文章的转折，是“我”意识到寻梦的不可得，不由自主地走上归途的开始。“江南”是理想的家园，是在“出世”和“入世”的双重人生中转换，虚拟中实现了的自我的写照。所以，想起江南的时候，也就是回到“自己的门前”的时候，在心中的这个江南休憩，在心中的那个江南抗争吧！
这里就看出了中国人的一个重要性格：“中庸”，或者叫“中和”。
古人认为，中和是“阴”、“阳”的中和，这一阴一阳谓之“道”，即矛盾双方的和谐统一。《周易》中指出：中和是人通过积极进取（变化）达到一种不易（不变、永恒、稳定）的目的。对个体来讲，“中和”既是生命健康成长的前提，又是精神安宁的必要手段。《荷塘月色》中“我”由“不宁静”而出游寻找“宁静”便是这种深藏国人内心隐秘之处的意识的外化。
天地人和的中和哲学和中庸辩证法使得文学家以一种轻松自在的艺术态度欣赏自然。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这种自在的态度要求作家确定单纯的题材，选择和谐的自然景色，力求达到一种纯净、优美、和谧的风格和意境。
“最高的和谐是包含冲突的和谐，最美的艺术是包含丑的艺术，最高的智慧是神韵写意的境界”。从整体上说，“我”寻找宁静而不全得，只能寻到一定程度的片刻的释然，便是作家留给读者的引起震颤的“和谐”。开头的出门寻静与结尾的寻静归家使全篇整体呼应，浑然统一。从局部来说，文中“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与“零星地点缀着些百花”的疏密多少点面的互衬，“叶子和花”与“渺茫的歌声”的震颤共鸣，“叶子”与被遮住了的“脉脉的流水”的表里明暗虚实的互动，“满月”与“一层淡淡的云”恰到好处的浓淡对应，“重重围住”荷塘的树与“漏着几段空隙”的圆满意识和开合虚实空间意识，“隔树”的月光、“阴阴”的树色、“杨柳的丰姿”、“从生”的灌木的“黑影”等共同组成的浓淡阴阳向背的矛盾与和谐，此地荷塘的宁静与江南采莲的热闹的对比，孤寂的内心与热烈的理想的矛盾，这一切都使作家趋向选择一片暂时的“光与影”的“和谐的旋律”来达到心灵的超脱与平衡。
张蓉等著《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里说中国人“更关注人一种自然的相互交流，更关注人的心灵有所寄寓，事物可以通情，人的灵魂有所归宿。”这种静赏自然而得到的和谐便体现了中国人的“静”的艺术观，中和、优雅、和谐、含蓄、节制的美的极致的追求。在这种儒易道玄禅心的深处，产生了感情、理解、想象三者相互统一的艺术果实。
中国人的这种中和思想不仅是世界观，方法论，也是艺术观，在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成为了今天中国人生活、创作的一个“力必多”。从“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到“和气生财”，“和和美美”等一系列的生存状态的用词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二、园林追求与理想寄寓
作家心里不宁静，想起了日日走过的荷塘。这荷塘，便是他心中的园林。
中国是园林的国家。古代的园林最初来源于对居住地旁比如布满植物的村郊野外高山湖滨的休闲的向往，以寻找自然之趣，释缓紧张思想。“自然”便是是园林的第一要求。后来，出现了恬淡素静的文人私家园林。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便和园林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代诗词文赋中，留下了诸多山水园林的优秀作品。实际的园林和作品中的园林都体现了虚实相生的中和思想，追求景外之景，无形之景，花影、树影、云影、水影、风声、雨声、水声、鸟语、花香的协调。
《荷塘月色》的作者朱自清是一个现代的文人，却又有着深深的古典文化积淀，在心中所虑不得其解时，便自然把家旁的荷塘当作了“园林”。而且，朱自清真正地用艺术的眼光重新过滤了原本毫无诗意的荷塘。“曲折”的小煤屑路、“荷香月色”、“明珠”、“美人”、淡云、“名曲”、杨柳的“倩影”、远山等等一起构成了朦朦胧胧、迂回曲折、山水辉映、荷香树倩的园林。
大家都熟知李商隐“留得残荷听雨声”，陆游“云破月来花弄影”，晏殊“小园香径独徘徊”等等借景抒发园林主人胸中的郁愤古典名句。朱自清也一样，有着抹不去的园林意识。（这种园林意识后来发展为家园意识：如朱在昆明的诗：“到处为家不是家，陌头开遍刺桐花。天涯无奈乡思渴，细雨疏帘酒当茶。”见桐花而悟异乡，当细雨而饮斗酒，感伤中微露豪放。二者有一定联系。这里不赘述。）自古以来，名人和名亭、名山、名园有特殊的关系，朱自清也成就了这片荷塘。

三、琴棋书画与诗意人生
园林离不开诗画和花木。朱自清对花木有诗情画意的描绘。
重读此文，给我们感受最深的还是如画般的意境。作家用绘画手法，以墨色为主，辅以浓淡，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用强弱、高低、节奏、旋律等有规律的变化来表现自然界的花木与月色，社会中的烦恼与失意，象写意画班简淡空灵，达到了人和自然的融合，美和善的统一。所有有人称此文为“白话美术文”的经典。
作家又移情于形，以音乐、舞蹈拟景，绘情。“袅娜”的花舞，光影和谐的音乐旋律，把如画的“心中”荷塘推向极致。中国的琴曲，大都以山光、云影、松竹、林泉以及世外渔樵为题材。文中把塘中月色比拟成“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确属恰切。
琴棋书画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代表，但琴棋书画，都离不开古诗。由于中国的诗歌传统的浸染，诗歌被引入文章小说戏曲成了文学的常态，好像无“诗”不成书。朱自清也承袭了这一传统，中国文字是象形字，体现出了空间感与绘画之美，如文中引诗“船欲动而萍开”，“恐沾裳而浅笑”等一方面体现了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思想，另一方面确实给了我们诗情而出画意的享受。文中另一首引诗《西洲曲》则可画为：
莲
│
莲 ─人─ 莲
│
莲
诗歌的画意成为了散文的点缀，丰富了描绘的意象，也增加文章的“儒雅”与“道风”。

四、月情花意与情绪人生
孔颖达说：“诗为乐章，诗乐是一”(《礼记·经解》孔疏)，中国人的各种艺术精神是统一的，造成了今天中国人的艺术人生底蕴。正所谓“世事如棋”（被动与主动的统一，在文中即：心灵被社会扭曲时主动去寻找另一个宁静的心灵），花境文心（赏花即赏“我”，在文中即：把自然中的平常的荷花美景内化为理想的心灵王国），月情人意（月光的倾泻即情绪的流动，在文中即：月光把“我”带至奇异的“陌生化”的情绪荷塘），说文赋比（一种附雅文化，在文中即追求音韵的和谐，赋比的运用）。这一切都可以从《荷塘月色》中读出来，构成了朱自清也是其他中国人的诗意的情绪的人生。
代表中国精神的哲学是艺术化了的哲学，那么具有了哲学意味的中国艺术便更具有美学价值。今天的中国人仍具有这种艺术化的人生。从老百姓对“对联”的酷爱到对居室美学上的追求，从兴奋时哼出的京剧曲调至诗意时酒后抚弦琴，莫不是古老风尚的延续。

以上从《荷塘月色》出发，或详或简得论述了文中体现出的中国人的一些精神品质，这些精神品质是千百年来凝聚在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因子，在现代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影子。

散文与人格
散文是最多保留着原初诗性的文体之一，以主观抒情为其表征的审美性构成了它最基本的特性。我认为：散文里的“情”是非虚构的内心真实性，‘情’的世界是作家主体人格的世界，非虚构性与内心真实性是散文独特的关照世界的方式，当表现这个‘情’的世界的时候，作家的审美情韵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成为其生命情致的最直接的体现。那么由文而人，寻找作家的心迹，由此可得出的一条探究古典人格方法论。
很多评论家认为，就‘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而言，散文是保留传统最多的文体，因为诗歌以完全打破旧格律的新的自由形式表达新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小说“从格式的特别，表现的深切”等方面与传统文学拉开了深刻的距离，话剧则完全就是外来体裁。散文无论是作品的表现形式还是艺术追求，甚至作品中渗透的生命情调，往往都与古代文学有着极深厚的联系。这种联系给了散文深厚的底蕴，使它有着艺术内动的坚实的基础。
《荷塘月色》是奠定现代白话散文的重要基石之一。散文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曲折历程，在总体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纪之交，散文重新获得了新生，成了文学中的热点，不仅朱自清等人的现代名篇被重新多次印刷，而且出现了众多各具特色的新的优秀作品与流派，如文化散文表现了思想的深度，女性散文体现了爱与美，乡土散文的乡恋情结与家园意识，闲适散文对人生缺憾的坦然处之，对人生困境的远离，西部散文对奋斗精神、忧患色彩与悲壮情绪的讴歌等。
散文这个被称为现代文学中唯一存活的“古典”文体在当代社会变革对文学造成最大冲击的时候独自走红，是有其文化原因的。“当社会不是以西方文化为座框架本土文化时，当传统在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清算、批判，其优秀的东西又开始被认识的时候，散文就必然地被读者选择了。”③周作人曾于1926年谈到散文20世纪20年代辉煌的原因：“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④朱自清1928年7月《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周作人认为，现代散文主要学习继承了李贽的“童心说” 与公安派“三袁” 的“性灵说”，前者尊崇个性，以自然本心为美，表现未被孔孟程朱扭曲的本我，后者强调个性的解放。
实际上周作人说的“内应”中也不乏哲学的影响，这就是中国的古典哲学和美学精神。
这些古典的文学学说中的哲学精神在《荷塘月色》里集中体现为对“江南”的向往。中国现代文学家在五四的“断裂”之后，仍有意无意地继承了古典的文学精神，也体现出了现代人心灵中的古典人格。
后来文学发展的道路，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十七年对唐宋散文（韩愈“文必载道”，以求散文美与善的统一，欧阳修“必得于自然”）的继承，新时期余秋雨对古典戏剧的学习与借鉴等都是明显的例子。

古典文化与现代人格重建
由上可知，中国人的性格在散文之中体现得最突出。从有意识地阅读中国文学、思考文化传统中可以看出现代中国人的一些人格特点。联系当下的流行的“重建文化问题”，这里就有了一条新的思路。
人格重建时散文最兴盛，这是历史的选择。历史上曾有诸子争鸣、汉魏风骨、反靡复古、李贽小品、人的文学等一次次的实例可证。林继中在《文学史新视野》归纳出了“时代精神→日常生活→诗歌语言→形式与风格→日常生活”的“文”与“人”的时代关系。那么，在散文发展的今天，沉思于“后现代”“新殖民”“大众”“贴子”“人文精神”等当下名词的逻辑思考的时候，我们应该正确看待散文的兴起，并应该在散文的阅读中找出现代人格的古典因子，正如西方人在现代社会中找到了经过文艺复兴而流传下来的古典希腊和中世纪文化因子一样，因为这些矛盾而又和谐统一的因子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人格。这也是一个“集体无意识”。
并且，我们还要进一步确认各种因子的成份比重。当然，这不是科学的精确实验，但我们需要去做。如果不知道我们现代中国人格的具体构成，不知道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有效的选择对传统做最优质的吸纳，何谈什么文化的重建？否则，将是“谈玄”！
著名解释学家伽达默尔将认知主体与历史与传统的联系，称为“境遇”，又称为“地平线”。在具有张度的新地平线敞开时，我们在今天重新审视历史，在历史中更加理解今天。世纪之交，明确中国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学、现代人格的关系，对我们关注“文化”问题和“文学”问题将会有指导作用。因为一个新的重读古今经典的时代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