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清代文字狱新论

由 **萌是种态度** 周日九月 23 2012, 00:46

作者喻大华

在中国封建社会，就文字狱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而言，当以清代为最。它作为专制时代的暴政，在清亡以后一直是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但是，也应该承认这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学者对文字狱进行客观、理性的研究，一些研究成果中不免有夸大、推测的成份。如果冷静、客观地加以总结的话，就可见以往形成的一些“定论”有重加推敲的必要。
　　一、文字狱认定中应注意的问题
文字狱的制造者从不承认他们搞的是文字狱，其法律中确也没有这一名词，所以，文字狱都是后人认定的，这就涉及到标准问题。《辞海》中是这样解释的：“反动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往往故意从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叫文字狱。”这虽然只概括了形形色色文字狱中比较典型的一种，但点明了文字狱的核心：即从文字中罗织而成的冤狱，从而为认定文字狱提供了最基本的标准。
但是，在笔者所见到的研究成果中，都未完全依据这一标准，主要问题是定性显得过于宽泛。笔者认为，下面几种情况不应认定为文字狱：
（一）、公开以文字作品鼓吹推翻清政权而获罪者，不可认定为文字狱。因为号召推翻现政权，就不是文字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例如有的著作把曾静、张熙案定为“雍正朝最重要的文字狱”〔1〕便属不妥。曾、张2人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以华夷大义和雍正帝的暴行劝他举兵反清，显然超过了文字的范畴。又如有的著作把清末“苏报案”列入文字狱〔2〕也属不妥，因为该案的两位主犯——章太炎和邹容都是革命党，他们通过《苏报》发表排满革命的文章，犯的是革命罪，加之此案发生在租界中，清政府无司法管辖权，租界当局为敷衍清政府的面子，才把章、邹两人判处监禁3～2年了事。这一案件的制造者既不是清政府，结果也算不上大狱，列入文字狱显系不妥，况且这些人求仁得仁，即使身遭大辟也是无怨无悔的，若说成是文字狱，或许反倒贬低了他们的品格。
（二）、虽无推翻清政权的确实言行，但是，故意地、公开地在文字作品中触讳，并且触的是统治者讳莫如深的大讳而被系狱者，不应认定为文字狱。一般说来，统治者忌讳什么，知识分子大体是了解的。如清代忌讳满汉关系、明清关系、统治者内部矛盾、皇位授受等。史界定论为康熙朝文字狱大案的戴名世案，触的就是这样的讳。他研究南明历史，不用清朝纪年，又居然认为清朝正统宜从南明亡后的康熙时始，今天看来这是学术问题，但在当时却是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可以肯定，戴名世犯的不是文字罪，至少是思想罪，他被处死，在清代从未有人为之鸣冤，反到一致肯定康熙帝不事株连的宽大。
（三）、表面上是文字触讳而实则是行为触讳者，不应认定为文字狱。这有以下几种情况：1.假造逆书诬陷他人借以泄愤或索贿者。此类案件一旦审明，造假者要依律反坐。2.政府官员因工作而造成文字失误者。这只是个工作态度问题，也未因此而兴过大狱。3.拦舆献书献策希求进用者。这些人本意在拍马求荣，但其行为令人生厌，神经也多不太正常，故在严禁之列。4.制造、售卖、张贴邪言和捏造碑文四处传播者，这是秘密会社的活动方式，应摒除于文字狱的研究之列。
（四）、个别大狱的认定不可“一刀切”，要具体分析。如清初庄氏明史狱就是一例。该书不奉清朝正朔，把“龙兴”说成“滋患”，把努尔哈赤及清兵称为“贼”，这是任何专制政府都要严厉制裁的，所以，庄氏被狱就不是文字狱。但此案株连甚广，校刻、发售、收藏者也被置之于法，对这些无辜者来说，又是文字狱了。
总之，我认为文字狱应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统治者为了某种目的而兴文字狱。2.手段上是以文字为突破口，作品本身没有触讳或触讳不深，作者主观上或是无意，或是仅仅发些牢骚。但制造者或捕风捉影、望文生意，或任意夸大、对号入座、得出谋反、大逆等罪名。3.其性质一般都是冤狱，至少也是罪不当罚，甚至制造者也清楚这一点。其中，胡中藻诗狱是最为典型者之一。
乾隆时期朋党之风渐起，党附鄂尔泰者颇多，后来鄂尔泰虽死，但势力尤存。乾隆帝为斩除朋党之患，决定拿鄂尔泰集团的中坚人物胡中藻开刀，于是命军机处行走蒋溥推敲胡中藻的诗集——《坚磨生诗钞》。
二十年（1755年），乾隆帝命令逮捕胡中藻并宣布了“罪状”，其中“记出西林第一门”（鄂尔泰姓西林觉罗）一句，使大臣们明白了胡之被狱的真相，——“攀援门户”，但仅此尚不足以办他死罪，于是又列出了诸如“一把心肠论浊清”、“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类，把“清”字解释成名词，即国号，把“老佛”自动对号为自己，这样一来，胡中藻便罪大恶极了，大臣们为明心迹，自然宁左勿右，量刑惟恐不重，倒是乾隆帝最后决定“从宽”——改为斩决。〔3〕
如果按笔者上述意见重新认定的话，清代文字狱的数量就会减少，并且主要限于雍正、乾隆两朝。
搞文字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即使在封建社会也不得人心，所以，在封建社会文字狱也不是普通现象，清代文字狱搞得最多，也仅限于雍乾时期，即使是雍乾二帝，也多次强调“不为己甚”，既怕落下以文字罪人的恶谥，又怕助长挟嫌诬告之风，以扰乱社会秩序，所以，后之学者也应实事求是，严格认定，而不宜失之宽泛。
　　二、怎样评估清代文字狱的影响
清代文字狱的影响已有较多论述，如认为在学术上导致了乾嘉史学的形成，使史家不敢研究当代史；在政治上加强了专制统治，造成了士风日下、士不知耻的局面。表面看来，似乎也言之成理。
其实，文字狱的打击面很宽泛，所以似乎影响到了很多方面，但反过来看，正由于文字狱没有一个固定、持久的打击方向，所以，也就没有产生固定、持久的影响。以往的看法，带有较大的想当然色彩。
先拿文字狱对清代学术的影响来说，一般认为使学者慑于文字狱的淫威，使之纷纷把精力转向整理古籍，从而形成了以考据为特色的乾嘉史学。这似乎说清了事情的因果关系，但如果深入分析的话，就可见这种观点的想当然色彩。
首先，按照这一观点，清代文字狱应该主要发生在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而事实则不然。文字狱虽局限于读书识字者，但并不是主要指向学术界，笔者据《清代文字狱档》略作归纳，可见打击对象有官员、平民、生员、名士、学者、卜筮、僧侣、工商业者、轿夫等，还有为数不少的精神病患者。这其中官员、平民所占比重最大，生员等一般读书人次之，学者为数并不多，而且学者罹祸，背景都较复杂，如依附权贵、政治问题等。
其次，按这一观点，乾嘉史学家应该是被压抑的懦弱者，其研究应该是被动的。其实不然，他们对生于乾隆盛世深感庆幸，对自己的事业尤为喜爱，每每津津乐道，如钱大昕自称是“天之幸民”。〔4〕另外，也不能认为乾嘉史学只是考据，乾嘉史家也搞史论，如赵翼著《廿二史札记》就以史论见长。又如乾嘉学术的前驱者如阎若璩、戴震等人都颇富朝气，其学术成果充满批判精神。
最后，清代文字狱集中于雍乾两朝，但考据之风则倡导于清初。顾炎武针对明代学风空疏而在清初倡导经世致用，力行实学并大搞考据，深刻地影响了清代的学风。学者们受他影响而搞考据，而愈搞考据愈觉求真知之不易，愈觉考据学之重要，于是相与研习，蔚为风气。总之，一个时代学风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无论把文字狱的作用如何夸大，它也只是外因，不能最终说明问题。乾嘉史学在中国学术史上颇为特殊，其成因也相当复杂，应从深层次、多角度上加以发掘，若归结为文字狱的结果。未免过于简单化。
至于清代史家很少研究本朝史也不宜断言是文字狱的结果。从史学发展上看，史学和政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所受的控制就越来越强。隋代开皇年间曾明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5〕唐代设立史馆后，国家逐渐垄断了当代史的撰修，此后私人很少研究当代史，并认识到当代史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清代史家也沿袭了这一倾向。总之，很少研究当代史是元明清3朝的普遍问题，并非清代如此，所以，就不能认为只是文字狱造成的。
如果说以往关于文字狱对史学的影响的论述多属推测之辞的话，那么，关于它对清代政治的影响的论述则多系夸张之辞了。
就加强专制统治的主观动机而言，文字狱的制造者是徒劳了。因为首先，到雍乾之际，汉族中的反清意识已消磨殆尽，知识分子们不仅接受了清朝统治，并且也从中受益，陷入文字狱者有的是卷入了统治集团的斗争，有的是因为写了献媚献策的文字，有的是因患精神病而触犯了文字之忌，有的充其量在诗文中发了些牢骚。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他们“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6〕清统治者把这些人硬冠以“谋反”、“大逆”的罪名，实在是夸大和虚构了敌情，这样，制造文字狱就成了无的放矢。其次，当雍乾之世，君主专制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也无人对此有过怀疑和批判。乾隆帝就颇自诩地说过：“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落。”〔7〕所以，搞文字狱就成了无病下药，只能使过于敏感的心理状态获得一点儿安慰，事实上不会有任何效果。
史学界还认为文字狱是造成清代士风日下、士不知耻局面的主要原因。由于文字狱摧残个性，禁锢思想，故笔者也认为文字狱会对士风日下有所影响。
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并且不是很主要的原因。士大夫不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凛然的气节，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无法把握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命运。在政治上，臣下的升迁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喜厌，于是士大夫必然丧失气节和人格去讨好皇帝，皇帝以犬马待臣下，臣下必然就以犬马自居，皇帝宠幸权臣和珅，于是大臣们就奔走于和珅之门，甚至“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甚至“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在经济上，士大夫的逐渐贫困化使他们不得不丧失人格去向上司“昏夜乞怜”、“人前长跪”，以谋一个效益好的职位。〔8〕乾隆时，京师某石匠去世，士大夫争去吊唁，为的不过是百十两银子的馈赠。由此可见，士风日下局面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文字狱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目前文字狱的研究还缺乏具体的量化分析，所以研究者还难以更精确地评估其影响。但有一个原则可以肯定：文字狱的影响既没有使清王朝的统治强化到什么程度，也没有扼杀学术和思想。无论如何，其作用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对人民来说，这是封建专制的暴政；对统治者来说，是一无建树的“败政”。
　　三、文字狱产生的条件和制造者的心态
即然从任何角度来看文字狱都一无可取，那么统治者为何还要制造文字狱呢？
文字狱是皇权专制的产物，所以，专制政体是制造文字狱的必要条件。但文字狱却不是封建社会普遍现象。在唐代以前，文字狱还很少见，只是到了宋、明、清才多了起来，清代最多，也仅限于雍乾时期，所以，专制政体只为文字狱的制造提供了可能性。
安定的社会环境即所谓的“盛世”，是制造文字狱的又一个必要条件。在古代，社会动乱很多，那时，内忧外患频仍，统治者自顾不暇，所以不可能去挑剔文字，即使有人触犯了忌讳，统治者为求得士大夫的支持，也多故作视而不见，清初就是如此。而盛世则不然，此时社会秩序稳定，统治者在巩固了政治地位之后，自然要在思想文化领域树立权威，加之此时也有精力去推敲文字，罗织罪名，既可显示明察秋毫，又可借此提醒各级官吏常备不懈，于是，文字狱就搞起来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盛世都有文字狱，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时，文人们就未遭此祸，所以，盛世也只是为制造文字狱提供了可能性。
笔者认为，文字狱的制造主要取决于帝王的品格和心态。当天性刻薄而心态又很自卑的帝王恰好处在社会稳定的“盛世”时，就必然大搞文字狱。
在刻薄这一点上，雍正、乾隆父子2人有相似的一面。雍正帝的刻薄表现在往往独出心裁地摧残文字狱中的案犯，限于篇幅，仅举一例：钱名世一案，已被定性为“悖逆”，主犯将被依法处死，但雍正帝却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处理：革去职衔，逐回原籍禁锢，御书“名教罪人”4字，由地方官制成匾额，令其张挂于所居之宅。为防止钱名世不挂此匾，又命地方官每月检查2次。为彻底把钱名世搞臭，让他生不如死，雍正帝还命北京各级官吏写诗刺骂钱名世，然后结集出版，颁发全国，后又将这些诗加以评比，优胜者奖，低劣者罚，结果翰林院侍读吴孝登的诗被评为劣等，竟被遣发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所受惩处居然比正犯钱名世还重。
其父如此，其子如何呢？从以下两个方面可见乾隆帝的刻薄：（一）、乾隆帝把文字狱的打击范围扩大到下层知识分子和稍解文义的平民，陷入文字狱者中有不少是因忠而获咎的，这些人献书献策，希图进用，结果反而招来杀身之祸。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此时文字狱中首次出现了不少精神病人被指为犯有“大逆”等罪。（二）、乾隆帝的打击手段极为残酷。如丁文彬本是一个贫贱的精神病患者，因幻想富贵女色不成，便在脑海中构想着称王称帝的蓝图，又建号称王，并用文字记录下来。十八年（1753年），他决定娶衍圣公的两个女儿为妻，前往孔府去拜访“岳父”，结果被孔府的门人拿获，并搜出他随身携带的自己“颁布”的《钦定时宪书》，审理结果山东巡抚拟定凌迟处死，并通过司法程序报请批准。但乾隆帝得知该犯气体瘦弱，奄奄一息时，便急命山东巡抚不必等待部文，“即照所拟先行凌迟示众，勿任瘐毙狱中，”〔9〕一定要赶在丁文彬还有一口气之前，让他吃上这千刀万剐。对一个精神病人尚且如此，可见乾隆帝的残酷、刻薄。
帝王的自卑心理是一个尚未论及的问题，其实，帝王虽为万乘之尊，也有如同常人的自卑心理。例如年轻时当过僧人，后又参加起义军的朱元璋，在称帝之后，每见僧、贼等称谓及其同音字，就怀疑有人在讽刺、轻视自己。
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强调“尊王攘夷”、“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儒家思想中，他们是被排斥的对象，他们统治中国，有违汉族文化中的正统观。当清统治者汉化程度日深之时，就自然会产生一种无法摆脱的自卑心理，雍正帝不惜以万乘之尊的身份，亲撰《大义觉迷录》，批驳吕留良的夷狄观，乾隆帝广搜图书、大事毁禁，针对的也是夷狄观，便证明了他们的自卑。
其实，攘夷思想只存在于部分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其作用远远不能夸大到可以左右一个民族命运的程度，同时，这一思想能否产生对现政权的破坏行为还取决于很多条件。一个政权的巩固与否，关键在于其政治、经济上的举措是否得当。在乾隆盛世，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士大夫阶层在清朝统治下取得了功名富贵的利益，一般说来，民族观念已十分淡薄。但此时，清代帝王的汉化程度也已很深，其汉文造诣越高，无法摆脱的自卑感就越强，他们一看到诗文中有“明”、“清”、“胡”、“汉”等字甚至同音字，就生出许多联想，于是就兴起大狱，大肆镇压。
综上所述，专制的政体、相对稳定的所谓“盛世”为制造文字狱提供了可能性，在具备了这些条件后，凡是具有自卑心理而天性又很刻薄的帝王就必然制造文字狱。这可以普遍地解释中国历史上文字狱产生的原因，而尤以清朝雍正、乾隆时期最为典型。
如今，历史的波澜已经消逝，这为人们客观、冷静地观察历史提供了条件。应该承认，文字狱不过是专制时代千万种专制政策中的一种，不过是无数个“败政”中的一项，它不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既不宜扩大其定性范围，也不宜高估其影响。在中国历史上，从秦代的焚书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狱这些摧残读书人的政治一直被大加诛伐，不能否认这与读书人掌握着书写历史功罪的春秋史笔有关，这其中不免有情感的因素。史学家无法超越时代，也难以摆脱情感，但是，史学家应该明确，当理性尚不能战胜情感时，那么，其结论就尚不是定论。
注释：
〔1〕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2册，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2〕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
〔3〕〔9〕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上册），第51～56、89、26页，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
〔4〕转引自祁龙威：《乾嘉史学初探》，载于《江海学刊》， 1962年第1期。
〔5〕魏征：《隋书》卷1《文帝纪》。
〔6〕转引自孔立：《清代文字狱》第6、39页，中华书局1980年。
〔7〕《东华录》乾隆朝，卷28。
〔8〕《清史稿》卷356，《洪亮吉传》。

（资料来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