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私学的普及和书院的勃兴

摘自《天理人欲》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学校类型繁多、教育兴旺发达的朝代。宋代统治者不仅多次兴办官学，重视官学，而且对于私学和书院也采取积极提倡的态度。由于宋代基本上实行了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协调发展，因为有力地推动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宋代的学校有官学、私学和书院三种形式。

宋代的官学，大体上沿用唐制，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州、县学）两级。由中央设立，并归国子监、中央各部和中央政府管辖的学校称为中央官学；在地方上，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学校称为地方官学。

宋代中央官学中，具有大学性质的学校，主要有国子学和太学。

国子学是宋代的最高学府。国子学最初名称是国子监，它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中央教育机构。它是根据《周礼》中“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一语而定名的。西晋咸宁二年（276年）建国子学，为教育五品以上官僚子弟的贵族学校。以后或称国学，或称太学，隶属太常。北齐始立专署，称国子寺，主官为祭酒。唐代改为国子监。唐代国子监辖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等，招收三品以上官僚子弟。

据《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二七记载：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于后周天福普利禅院（今河南大学）旧址增修监舍，始“聚生徒讲学”。其学习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最初，国子生人员无定员，后来以200人为额。专门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享受着优厚的物质待遇。但这些官员子弟多空挂学籍，久不到校，无心向学，把国子学视为游寓之所，“居常听讲者一二十人耳”（《宋史 选举制三》）。

北宋初年国子学的这种局面，主要是受科举影响所致。在科举入仕的诱惑和冲击下，国子生不务正业，一味追求功名利禄，每当科举考试将至时，便云集学校，加紧补习。及科场结束，则又各自散归。致使“国学之制日坠”，“生徒至寡，仅至陵夷”（杨亿《武夷新集》卷一七）。所以，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规定）：“其未入于籍而听习者，或有冠裳之族不居乡里，令补监生之缺”（《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二九）。又“在京进士诸科，常赴讲习肄业者，请以补监生之缺”（《宋史 选举志三》）。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又有“附学充贡”之举：“许文武升朝官嫡亲附国学取解，而远乡久寓京师，其文艺可称，有本乡命官保任，监官验之，亦听附学充贡”（《宋史 选举志三》）。由于采取这些补救措施，再加上仁宗时庆历兴学，国子生增至200人，出现了学舍不能容的盛况。

南宋初年，国子生大大萎缩。孝宗和宁宗时又规定了“待补”和“试补”的办法，即特许“在朝清要官牒期亲子弟作待补国子”和“命行在职事官期亲，厘务官子孙乃得试补”，致使后期“国子生员多伪滥”。所以《文献通考》称：国子学以国子为名，“而实未尝教养国子”。

总之，国子学虽是宋代最高学府，但徒具虚名，办学效率最差。

太学是宋代中央官学的主体和重点，最为发达，也最有成效。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创设。入学资格限“八品一下子弟及庶人之俊异者”（《宋史 选举志三》）。初收百人，后增至200人。仁宗皇佑四年（1052年），召胡瑷“管勾太学”，于是“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锡庆院西廊庑）处之”。旋又以马军都虞候公宇为太学之舍，学生增至300人。神宗熙宁、元丰兴学时，太学规模大增。王安石变法时，认为当时的科举偏重文辞，不能培养有用的人才，于是在熙宁四年（1071年）制定三舍法，将科举与学校相结合。三舍法将太学分为上舍、内舍、外舍。上舍生100人，内舍生200人，外舍生700人，共计太学生1000人。元丰二年（1079年）增学舍至80斋，每斋可容30人，计2400人，其中上舍生100人，内舍生300人，外舍生2000人。并确立太学生的肄业、考核及出身的各种制度。在一定年限及条件下，外舍生得升入内舍，内舍生得升入上舍。最后按照科举的考试法，分别规定其出身并授以官职。绍圣年间，北宋曾一度将科举完全废除，专以三舍法为取士途径。徽宗崇宁时，讲三舍法推行于地方官学，规定州学学生每三年选送一次入太学外学（即辟雍）学习，定额3000人，是为外舍生，再加上内舍生600人，上舍生200人，总共3800人。这是宋代太学的极盛时期，故有称“崇建太学，教养多士，升黜之法备具，甚盛典也”（《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七）。

宋至南渡后，于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始增修临安府学为太学，规定：凡诸道在本州州学修满一年，三次考试合格，未有犯过错或不住学校而曾两次参加释奠及被列于乡饮酒者，得送入太学肄业。至孝宗乾道时又规定，每三年科举试后，所有落地举人皆可应试，取其程度合格者补入太学，称为“混补”。淳熙后，因参加应试的落地举人太多，于是又加以限制，规定诸路解试终场落地举人每百人中挑选6人应试补太学，称为“待补”。凡各州被选送的学生赴京应试时，必先呈交本州公文，经考试合格后，才能补入外舍为外舍生。太学生人数最初为300人，绍兴十三年增至700人，上舍生30人，内舍生100人，外舍生570人。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720人，上舍生30人，内舍生120人，外舍生570人。

由于南宋政局动乱，国势贫弱，所以太学生人数远不及北宋，且学风衰败，太学每况愈下。对此，朱熹曾批评指出：“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售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在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朱熹：《学校贡举私议》）

宋代地方官学是按地方行政区划而设置的，无论普及程度、建制规模，还是管理情况，都超过前代。宋代的地方行政分为三级：第一级为路，第二级为州、府、军、监，第三级为县。中原地区多设州治，视各地特殊情况而分设府、军、监。因各路不直接设学，仅置学官以管辖所属各学，故地方官学只有两级：一是由州、府、军、监设立的，称为州学、府学、军学和监学；二是由县设立的，称为县学。其实，一般常设的只是州学和县学。

北宋初年，统治者专重科举，忽视学校教育，因而自开国80年间，州县之学很少设置，真宗太中祥符二年（1009年），准允曲阜先圣庙立学，又赐额应天书院，视为州县设学之始。乾兴元年（1022年）兖州立学，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藩镇立学，宝元元年（1038年）大郡亦相继立学。但“或作或辍，不免具文”。直到庆历四年（1044年）始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200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此诸州郡县无不有学。欧阳修在《吉州兴学记》中称赞说：“（庆历四年）三月诏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然后，海隅儌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有学。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四年十月，吉州学成。“学有堂筵斋讲，有藏书之阁，有宾客之位，有游息之亭。严严翼翼，壮伟闳耀。既成，而来学者常三百余人。”

宋神宗时，王安石重教育兴学校，以致“自京师至郡县皆有学”，使地方官学有进一步发展。熙宁四年（1071年）“诏置京东、西、河、东、北、陕西五路学，以陆佃等为诸州学官。仍令中书采访，诸路有经术行谊者各三五人，虽未仕亦给薄尉俸，使权教授它路军。……州给田十顷为学粮。仍置小学教授”（《文献通考 学校考 七》）。熙宁六年，规定诸路学官“委中书门下选差”。这样，使兴办地方官学在行政领导、师资力量及办学经费方面得到了基本的保障。

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以革新派自居，建议“天下皆置学，郡小或应书人少，即合二三州共置一学，学悉置教授二员，县亦置学”（《文献通考 学校考 七》）。次年，设置诸路提举学事司，长官一路州县学政。“风巡所部，以察师儒优劣，生员之勤惰，而专举刺之事”（《宋史 职官志》）。三年，取消科举，取士悉由学校升贡。故而增养县学弟子员，大县50人，中县40人，小县30人。此时，因措施得力，州县学发展迅速，同熙宁时相比，不仅规模大，数量也多。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崇宁间，初兴学校，州郡建学，聚学粮不暇给”。

私学即中国古代私人开办的学校。始于春秋末期的孔子。它与官学相互补充，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遍及于各地的私塾，即为私学的主要形式。私塾也有多种类型。官僚、地主、富商们请老师到家里来所设之馆，称专馆。事先主聘人亲到塾师家里洽谈，商定学童人数、聘金数量以及是否供膳等事宜，双方达成一致，主聘人便正式下聘书，并备上礼品，送到塾师家里，即算聘定。私塾的另一种形式是“义塾”。义塾是由群众团体或一定社团、祠堂组织成立的。有属于民族组织的，有属于宗法组织的，有属于社团的。

还有一种是群众性的，带有地方公益性质的私学。

由于印刷术的发明、推广，教育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要求接受教育的人数大增，地方官学远远不能满足受教育者的要求，因此，宋代私学得到较大的发展。

宋代私学主要有家传和师授两种形式。私学中的家传形式，除了由家长向子弟传授一些启蒙的基础知识之外，还包括家学的传授，如著名的吕祖谦，其学就是“本之于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宋史 吕祖谦传》）。他的祖上自吕公著起，七世间登学案者就有17人之多。

师授是私学教育的主要形式。在师授教育中，有专为程度较高、年龄较大的学生设置的经馆、精舍等。在这些经馆、精舍中讲学的往往是经师名儒。比如，陆九渊是和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他进士及第后，“朝夕应酬问答，学者踵至”（《陆九渊集 年谱》）。陆九渊于在家候职的三年中，把家中东偏房辟为讲学之所，名为“槐堂书屋”，“一时名流踵门问道者常不下千百辈”。从《宋元学案 槐堂诸儒学案》来看，槐堂弟子确实不少，较著名的就有几十人。陆九渊一生讲学的鼎盛时期，是在他48岁以后，淳熙十四年（1187年）陆九渊登贵溪应天山，就废寺故址建精舍，名为“象山精舍”，并自号象山先生，开始讲学于其中。他居山讲学五年，“来见者案籍逾数千人”（《宋元学案 象山学案》），可谓盛极一时。类似陆九渊这种名儒讲学，各具特色，活跃了思想界。

书院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具有校舍、藏书、教学活动（有的有名师讲授自己的学术思想）、供祀和常设经费等特点。它产生后，与官学和私学并存，以私人创办为主，官助为辅，补充官学的不足。理学家把它作为探讨学术和传播理学的基地。它与纯属官办的官学和一师执教的私学不同，可由二师以上参与和更替教学。我国书院起于唐代。唐贞观九年（635年），四川遂宁创建张九宗书院，这是全国最早建立的书院。唐代后期，私办书院有了教学活动。唐末，书院已具有校舍、藏书、教学活动和常设经费等重要特点，书院教育成型，但未被国家政府认定为制度。后周时，隐居嵩山南麓太乙观的学者奏请周世宗设太乙书院；南唐升元四年，白鹿洞书院被列为南唐“庐山国学”，书院制度初立。

北宋初，一些著名书院由皇帝赐书、赐额、赐田，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为书院制度，而后书院制度逐渐得到完善和发展。宋代的某些书院是理学家和其他学者讲学之所，其目的在于探讨学问，阐明学术见解，讲求身心修养，以益社会政治。著名书院具有高等教育水平，多数书院具有中等教育水平。

就地域来讲，两宋时期的四川书院是比较繁荣的，特别是在南宋，伴随着理学在蜀地的广泛传播，书院更是极盛一时，创办书院成为士大夫们的一种时尚。当时较有名的私家书院有：修文书院（在雅洪）、同人书院（在夹江）、五峰书院（在泸州）、龙门书院（在江安）、沧江书院（在程度东合江）、云山书院（在三台）、东馆书院（在眉州）。